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挑战与解决方案

塑料污染已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，迫使国际社会积极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。2022年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达成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，明确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集建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（INC），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。近几年，五轮谈判相继开展，但也暴露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履约承诺、责任分担、知识能力、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等深层矛盾，凸显全球塑料治理体系亟需制度层面的创新与协调。

导读

全球塑料污染治理不仅关乎生态系统的存续，更是一场关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役。塑料制品的泛滥已引发海洋食物链中断、微塑料侵入人体、气候危机加剧等多重挑战，其影响跨越国界，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威胁。推动系统性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，打破当前碎片化的治理格局。这一进程不仅关系到海洋生态修复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，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共同危机提供制度的参考范式。

塑料污染日益加剧，已从区域性环境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生态威胁。尽管各国正积极应对这一挑战，整体危机却仍在持续恶化。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（UNEP）数据，全球每年产生约4亿吨塑料废弃物，其中回收率不到10%。预计到2050年，全球塑料产量将增长至11亿吨（图1A），这一趋势令人深感忧虑。

上述数据凸显出全球亟需采取全面且高效的应对措施，覆盖塑料整个生命周期——从原材料提取、产品设计、使用到最终处置。减缓塑料污染的关键策略包括减少塑料生产和消费、推动再利用与高效回收，并加快推广环保替代材料（图1B和C）。尽管各地区已启动多项区域性倡议，但在缺乏实质进展的背景下，推动全球政策干预愈发紧迫。

为应对这一危机，2022年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，授权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集政府间谈判委员会（INC），着手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，以全面解决塑料污染问题。尽管INC会议显示出各国在诸多方面已达成初步共识，但全球塑料治理仍面临一系列复杂挑战（见图1D，详见以下内容），凸显出亟需更有力、更协调的政策响应。

承诺兑现困境。各国在承诺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显著落差，政权更替带来的政策反复进一步削弱国际互信。例如，美国在部分阶段立场的摇摆对谈判进程产生不利影响。破解这一困境，需要建立可量化、有时间约束的强制性减塑目标体系，将上游减量与下游回收相结合。同时，应通过国家立法保障政策的连续性，发达国家需切实履行资金与技术援助义务，并基于“污染者付费”原则重构责任分配机制。

知识治理赤字。塑料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透明度不足，严重制约治理效能，微塑料与纳米塑料的环境与健康风险仍处于科学认知的盲区。需尽快构建跨国监测网络，推动企业强制披露化学品信息，完善环境数据库共享机制。国际社会应设立专项科研基金，推动建立微塑料与纳米塑料的治理标准，并将相关化学物质的风险管控纳入国际协议附件。

资金机制缺失。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严重融资瓶颈，现有资金渠道远不足以支撑全球塑料治理需求。可借鉴《巴黎协定》经验，建立“污染者付费+生产者责任延伸”的复合资金机制，并通过征收塑料税、实施押金返还等经济工具激活市场参与。同时，发达国家应每年提供专项支持资金，并配套推动技术转让，逐步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，从源头抑制塑料过度生产。

程序性障碍的破解。政府间谈判委员会（INC）长期受到“全体共识”原则掣肘，闭门会议机制亦加剧信任危机。为推动实质进展，需考虑引入投票表决机制，突破僵局，同时，应建立观察员参与机制，提升透明度与公众监督。确保所有INC-5.2会议参与者平等参与，有助于缓解程序透明度问题，并保障观察员、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未来会议中的充分参与。

总结与展望

在这一关键的过渡阶段，塑料污染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难以采用“一刀切”的解决方案。尽管面临重重挑战，本文梳理了政府间谈判委员会（INC）历次会议中所暴露的主要障碍及相应应对策略。即将召开的INC-5.2会议，将是凝聚全球共识、推动制度突破的重要契机。全球塑料治理条约的成功，取决于是否能够优先纳入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声音与责任，包括消费者、生产者、科研人员、私营部门以及各级政策制定者，并明确分工、设定可衡量的义务。治理框架应覆盖塑料全生命周期，聚焦“四个关键策略”：源头减量、重复使用、高效回收与材料替代。同时，唯有将全球公共利益置于国家和企业利益之上，才能真正遏制塑料垃圾的扩散与危害。若未能立即采取果断且协调一致的行动，我们或将错失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治理窗口期。